今年会

‍時間：6月6日 來源：中國環境報 作者：張懿璇

英國物理學家、小說家C·P·斯諾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兩種文化”，即“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觀點。斯諾認為，在科技和社會快速發展中形成了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和專門從事人文社科工作的人文知識分子，兩群人的教育背景、學科訓練和所用方法等都有巨大差異，導緻他們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方面經常處于相互對立的位置。“兩種文化”難以融合會導緻一系列困境和難題，例如英美二戰後涉及高科技含量的重大國策仍由不懂科學的政府決策層獨斷專行等。這一說法被稱為斯諾命題。

“兩種文化”走向割裂将導緻非理性和混亂

斯諾希望一種新的文化，即“第三種文化”，能溝通科學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實現科學與人文相交融。1995年，J·布洛克曼出版了《第三種文化》，讨論了能夠直接與公衆溝通想法的著名科學家的工作。布洛克曼和K·凱利等學者認為“第三種文化”應讓科學共同體直接向大衆傳播科學知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思想。然而，按照布洛克曼等人的觀點，即使強行解決了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問題，其實也更多的是用其中的一種文化來壓制另一種文化，本質上并非科學與人文平等的融會貫通。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訓練方式和思維方式都客觀存在差異，科學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在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上的不同也是客觀存在的。“兩種文化”的分裂是哲學層面主客二分的結果，放大了“兩種文化”自身的片面性和狹隘性，使單純的哪一者都不能完全滿足時代發展的需求。

斯諾命題提出60多年後，西方社會“兩種文化”不但沒有融合，反而加大分裂，在生态環境領域至今仍是割裂狀态。2008年英國《衛報》評選的拯救地球環境50人中，有科技背景的有12人，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多達29人。熟悉社交媒體運作規則的人文知識分子比科學家更擅長使用話語權和影響力，大學的環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歸屬于社會科學，與環境科學技術分屬不同學院，均在客觀上加劇了環境議題上科學與人文的割裂，為生态環境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知識分子互相了解造成了障礙。

當非科技背景人士的話語地位與專業能力極度不匹配時，會對環境科技在公衆中的理解和傳播造成阻礙。再加上生态主義反科學思潮的影響，西方國家在環境議題上割裂“兩種文化”的後果已經顯現：脫離科學技術、過分強調意識形态，會導緻環境治理走向非理性和混亂，無法達到良好的效果。

生态文明理念為融合“兩種文化”指明方向

工業快速發展造成的環境問題本身就是綜合了科學與社會問題的複雜議題。相較于西方生态主義思想認為科學技術造成了環境污染，從而開始了反科學思潮，生态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不是環境問題産生的原因，解決環境問題要依靠科學技術，運用科技的社會載體性質才是科學産生積極或消極作用的原因。生态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理論上進一步指出了科技與社會在融合中變革的可能性，卻沒有提出可行的、有号召力的行動綱領和可預期的前景。

而在我國從工業文明過渡到生态文明的過程中形成的生态文明理念，不僅為解決生态環境問題确立了指導思想，更為生态環境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發展路線。

融合“兩種文化”需要克服主客二分，不能将某一主體地位絕對化，要尊重其他主體的立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有機融合了科技創新、經濟社會發展和意識形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緩解了傳統文化中客體的承載限度，改善了人和自然的緊張關系，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擴展到人類本身。生态文明理念既克服了人文知識分子的個體性和局限性，也超越了西方科學文化的功利性和樂觀性，促進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積極融合、協同發展。生态文明理念指導下的科學技術為生态文明建設提供支撐保障，人文社科能夠結合科技創新，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社會發展和政策決策的依據，并在全社會促進生态文明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共識，“兩種文化”能夠形成合力推動生态文明建設。

生态文明理念能夠為融合和超越“兩種文化”提供指導，首先是因為在生态文明理念體系中，科學和人類一切知識最終都是為了人類謀幸福，消除了對“科學主義”質疑和争論的土壤，能夠凝聚力量共同追求科學的健康發展。其次，是因為生态文理念指導的科研創新體系能夠在促進各科技學科發展創新的同時，通過吸收相關經濟學、政治學思想和理論并将其方法論化，更準确、及時、有效地進行綱領調整，使基礎學科發展始終順應生态文明建設和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目标和重點任務。第三，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導下，有科技為決策提供支撐，決策層能夠更全面充分地了解科技創新進展，實現科技成果與政策戰略的無縫對接與轉化，避免因知識局限造成的決策失當。生态文明理念作為系統性科技戰略思想和方法論，不僅能夠在新發展階段引領我國的生态環境科技發展與創新，也為“兩種文化”的融合貢獻了中國模式。

在生态文明建設中弭平“兩種文化”的鴻溝

與西方不同，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媒體對科學并不存在傲慢和偏見，而是充滿熱情。我國“兩種文化”的鴻溝主要在于沒有足夠的能站在世界前沿引領科技發展方向的科學家，多年的高度專業化教育使很多科技工作者相對缺乏面向行業之外的傳播能力，人文知識分子和媒體認為科學高深莫測，對參與科學議題有距離感。在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生态環境領域應通過以下途徑實現“兩種文化”的和解與融通，弭平兩者之間的鴻溝。

一是引導科技工作者通過回顧生态環境科技發展史、闡述科學形象喚起人文自覺，意識到自己也是人文社會事業的建設者、人文社會價值的捍衛者。始終堅持生态環境科技的“人民性”，通過百城千縣萬名專家行動計劃等活動積極開展科技幫扶，以解決人民生活中的環境問題為目标，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二是積極開展科學技術與人文社科的交叉活動。積極開展生态環境的科技戰略與政策、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研究，鼓勵科技工作者提高面向行業之外的寫作和傳播能力，通過引人入勝的著作向社會闡述科學思想。在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積極提出政策建議，加強對國家和地方政策決策的支持，這些都是有效、平等、積極互利共赢的學科交流融合方式。

三是通過積極的科技傳播，以人文知識分子、決策者和社會公衆熟悉的方式講好中國生态環境科技故事，使科技行業之外的人士能夠理解科學的人文意義，消除對科技的距離感。媒體也要用好傳播學中的貼近法則和創新法則，大力宣傳生态環境科技創新成果，擴大社會影響力，使更多的企業、地方政府和公衆成為生态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參與者、關注者和支持者。

作者單位：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